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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

很多人认为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究竟是不是,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关于这个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它怎么来,又怎么发展下去,我是唯一知道的,没有别人知道。机缘巧合,世上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在这方面我可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所有重要人物我都认识。他们开始从事这门学问的时候,我正身在其中。比如说科斯(Ronald Coase, 1910-2013)是我的好朋友,阿尔钦(Armen Alchian, 1914-2013)是我的老师,戴姆塞茨(Harold Demsetz, 1930-)也是朋友,我做学生时曾经给他批改过试卷。这三个人我都知根知底。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远比我了解他们的要少。阿尔钦的思想怎么样,科斯不是很清楚,戴姆塞茨也不是很清楚。只有我一个夹在中间,任何一方的学问都很清楚。
 
我1959年进UCLA读本科,1961年毕业,1962年拿硕士学位。所有课程念完考完以后,我没有马上考博士生,因为我要等阿尔钦回来。阿尔钦当时在斯坦福做了两年访问学者。我等他回来,先听完他的课,才参加博士资格考试,那个时候是随时可以考博士试的。当时,阿尔钦的名气已经很大。在价格理论方面,他独运匠心,连萨缪尔森也佩服他。所以,我要等他回来,学他的价格理论。我这个决定是好的,对我的影响很大。没有阿尔钦,就没有我张五常。所以从1962年到1965年,我主要跟着阿尔钦,多次听他的课。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我在他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在此期间,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1925-2005)也是我的老师。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资本理论,就是赫师教我的。
 
阿尔钦反对我在写博士论文时选择产权,也反对我选择交易费用,因为这些话题太复杂,不适合选作博士论文。所以我当年写佃农理论,阿尔钦是不支持的。他不支持的理由很简单,他说这个太深了。他说产权和交易费用太深奥了,做学生的不应该尝试。他建议,“斯蒂文,你先念完博士再说吧”。但是,我一向倔强,自己认准的事,没有人能改变我。我没有听他的。
 
后来,我写的那个博士论文草案初稿,只有薄薄的11页纸。所有的人都说我错了。那应该是1966年初,大家开会,讨论我的论文草案。因为我那个时候算是一个有名气的学生,下午5点钟开始讨论,有几十人在座,包括其他研究生,教授也有近二十个,阿尔钦也赫然在座。全部人都说我错了,讨论会从头到尾,大家都说我错。大家一直辩论到晚上10点钟。这时,阿尔钦起来走了,一言不发,赫舒拉发也跟着离开。讨论结束后,我踱步到了咖啡厅,吃汉堡包,权且当作晚餐。我很不开心。平时,我写的很多论文每个老师都喜欢,夸奖我写得好,而我自己并不特别满意。现在,我找到佃农理论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我自己很喜欢,而写出来的结果大家都说我错。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是不是很失望?我在吃汉堡包的地方,忍不住打电话给赫舒拉发,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钟。我说:“教授啊,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才写了这11页纸。现在又要重新找个题目,对不对?”赫师却说:“你在说什么呀?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没见过一个学生的论文能够这么好!”
 
这就是佃农理论的开始。
 
隔了两天,阿尔钦打电话给我,而我那时在美国长堤(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教书。阿师说:“我能不能把你那11页纸的论文草案在班上让同学们讨论?”我说:“当然欢迎了。”那时候,阿师开了一个研讨班(seminar)。每隔三两天,就有同学打电话给我,说大家找不到错处。一个月以后,阿尔钦说:“你可以开始动笔写了。”考虑到我还有教学的负担,阿师还说:“你准备两年时间写吧。”我回他:“一年可不可以?”他说:“一年当然不行,至少两年。”结果呢,我8个月就写完了。
 
这时,幸运之门再一次向我打开。麻省理工有一位叫做多玛(Evsey Domar,1914-1997)的教授,赫赫有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提出者之一。当时多玛在位于洛杉矶的兰特公司(Rand Corporation)访问。他虽然名气很大,我却不认得他。突然有一天,他寄了一张请帖给我,邀请我参加他家里举办的圣诞晚会。他当时可是大名家,我是无名小卒,又不认得他。不过,我也坦然地按时赴会了。到他家之后,发现其他被邀人员都是兰特公司的高级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而这些人我都不认识。突然之间,多玛嚷起来了。他大声说:“斯蒂文,斯蒂文在哪里?”我当时一个人在一旁喝酒,马上回答他:“我在这儿。”他立即把我带到厨房,远离他人,然后,对我说:“赫舒拉发把你论文的一章给我看,并说你在长堤教书。拜读大作之后,我知道在长堤教书太委屈你了。你要不要来麻省理工?”我当然说:“那好啊,荣幸之至。”两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信里说麻省理工大学暂时没有位子。不过,多玛又说,我把你那一章,寄给了芝加哥的盖尔·约翰逊(Gale Johnson, 1916-2003,约翰逊后来是林毅夫的老师)。芝加哥有一个很有名的博士后奖金,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 1921)、蒙代尔(Robert Mundell, 1932)都曾经是此博士后奖金的获得者。多玛建议我去申请这个很高荣誉的奖学金,并说他已经推荐我了。可是多玛不知,我那只不过是一章而已,而且在那一章我很不客气地把约翰逊骂得一塌糊涂。约翰逊也曾做过佃农理论,而我说他全错。我怎么敢申请他的奖学金呢?因此,虽然多玛情真意切,我也没有申请。又过了一段时日,赫舒拉发也催我,并说,“你快点申请,他们在等你的申请”。那我就不好意思不申请了。我很快写了一封信给芝加哥大学,一页纸,两行字,说我要申请博士后奖学金。没想到,信寄出去,很快就收到他们的电报,说那个博士后奖学金给我了。可是,他们不知,那时我的博士论文只写了一章而已。没有博士,怎么做博士后呢?大家或许不知道,那时候的博士后和现在的博士后不一样的。当时,教授的职务还好找,而博士后很少。因而,做教授容易,做博士后难。这和现在正好相反。现在是找不到工作才做博士后。而那个时候博士后是很高的荣誉。我于是打电话给芝加哥大学,告诉他们我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可不可以延迟一年?
 
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1924-)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主任。他说,我们芝加哥大学从来不管你是不是博士。那我怎么办呢?我一方面当然希望去芝加哥,那可是经济学的少林寺。但是,没有博士学位,怎么去做博士后呢?别无选择,六个星期以后,我把博士论文写好了。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样前前后后用了八个月时间,逼出来的。
 
合约结构,或者是合约经济学,是从佃农理论走出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林林总总,其中合约一块儿,来自我的贡献。其他方面,比如交易费用和产权是科斯的贡献。当然,阿尔钦对产权的贡献也很大,而且比科斯早。科斯也是从合约来看企业,但推出合约经济学,确是我的功劳。自从我撞上佃农理论这个话题,我就没有离开过做合约,来来去去都是合约。这么多年下来,看问题从合约出发,是我的独门法宝。芝加哥大学对我的影响,一生感激不尽。他们那些学者的风范,我真的望尘莫及。约翰逊写过佃农理论,而我论文里面毫不客气,批评他错了。我后来得知,甄选博士后奖学金获得者,他是其中的委员之一。哈伯格后来告诉我,约翰逊看到我那一章后,就马上让他通知其他委员,不要再考虑其他的申请者,非斯蒂文不给。即使斯蒂文不来,也不给任何其他人。约翰逊就是在等我那封申请信。这种胸襟,这种不遗余力提携后学的精神,真的很难得!我毫不留情地批评约翰逊,而他指定要把奖学金给我。我欠约翰逊一份情!大家要知道,我当时可只是个还没出道的小毛头,他是大名鼎鼎的教授,而且当时还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我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他毫无芥蒂。坦率地说,我没有他这样的胸怀。
 
到芝加哥后不久,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希望出版我的佃农理论而且几番催稿。那个时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是学术界最有名气的出版社。可是,我在芝加哥大学亚洲图书馆,发现不少中国的农业资料。而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不知道这些中国农业资料。现在资料在手,我该怎么处理呢?是马上答应芝加哥出版社,让他们发表我的博士论文,还是再花时间,分析新的资料呢?就这个问题,我又求教约翰逊。他没有马上答复我,说:“让我想两天。”两天之后,约翰逊亲自到我的办公室。大名鼎鼎的院长来看我这籍籍无名的博士后。他对我说:“你的问题我想清楚了。通常来说,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肯定你的论文,你应该马上让它出版。但你的情况不同—你的这个佃农理论可能会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这样的殊荣很少眷顾学者。你现在有机会搏一把。你还是多花点儿时间,精益求精。”约翰逊言之有理,我接受了他的意见。
 
我当时住在芝加哥大学一个叫international house的地方,是很简陋的国际学生宿舍。我脑子里整天想的是佃农理论,而手里拿着的是真实的固定租金合约和佃农合约。这些合约都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找到的。这是多难得的机会!那些合约,真的很难想象,来自南京大学的学者们。他们调查中国的农民,找到一些不同的农民使用的合约,收集在书里面。佃农合约是怎么样的,固定租金又是什么样的合约。这些合约都很简单,不像现在的合约动辄上百页。我就把它们都复印了,躲在国际学生宿舍里面,天天晚上就对着那几张纸,沉醉其中。
 
一个业主,可以自己耕地,可以请劳动力来帮他耕,可以租给别人。把地租出去,可以有固定租金,又可以分成。他如何选择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很有趣。我对着这几张纸,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天天晚上看着这些合约,不断地思考。夜以继日,日复一日,考虑这些合约的选择。为什么这里选分层合约,那里又选固定租金,而那里又选雇工?
 
从一个角度来看,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在我,至少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理论,可以这么说,就是从那几张纸慢慢走出来的。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当时给出的解释和答案,基本上都是错的。但是,这个思考过程,从合约角度考虑这些问题,对我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不容小看。博弈理论的不少内容也可以在那几页纸里找到源头,包括卸责、偷懒、机会主义等。阿尔钦和戴姆塞茨写卸责的那篇AER文章,大名鼎鼎,影响深远;其源头是在我那篇文章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 1911-1991) ,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曾经要把我那篇文章的一个注脚,用方程式写出来。所以说,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张纸。遗憾的是,这些考虑是错的。我后来跳出了卸责这个陷阱,另谋他途。但是那个不良影响继续发酵,挥之不去。卸责、偷懒、风险规避等都是从那儿来的,影响了众多学者,包括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不喜欢风险规避,不喜欢卸责。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不会偷懒。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在偷懒或者卸责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也不是说那些人不会规避风险。但是我怎么知道他会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我们经常说预期有什么方差,但方差是风险吗?卸责,后来阿尔钦他们每个人都用卸责来大做文章。第一个用卸责(shirking)这个词是我1969年发表的那个文章,也就是佃农理论的第四章。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1932-)说的机会主义,也是从卸责那边生发出来的。后来我弃而不用,因为我改变了思考的方法。但是卸责这个词就是那时候开始的。
 
现在回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到底哪些是我的贡献?我前面交代过,合约理论主要是我的。你也可以说卸责、机会主义也是我的。但我会说,这些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卸责、机会主义等无从验证,连看都看不见。我一直坚持的原则是,看不到的东西用得越少越好。你要验证,假如甲出现,会导致乙出现,假如说没有乙呢,就不应该有甲。问题的前提是甲和乙都要能够看得到。你说要下雨,天上有云,云是看得见的,雨也是看得见的。你说那些意图,是很麻烦的。如果经济学的推理建立在不可观察的概念上,这是很大的问题。现在,整个经济学都往那个方向发展了。博弈论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红过一阵,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没落了。后来1969年我写那篇文章,解释卸责问题,也是机会主义问题,引起博弈论卷土重来。阿尔钦和戴姆塞茨以卸责为主题的1972年AER那篇文章非常红,是《美国经济学报》历史上最红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他们的稿子都给我看了。每一次改稿,都寄给我批评。但是没办法,他们用规避(shirking)、偷懒卸责来解释企业,我不同意。你怎么知道我偷懒。两个人抬着石头下山,我把重量推到你那边,你又推到我这边。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卸责无从观察。现在流行的经济学里面有太多看不见的东西。你要验证假设,假设一定要建立在能看得见的东西之上。云是云,雨是雨,大家都能看得见。意图是看不见的,怎么说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意图?被这些看不清的东西搞来搞去,我对传统经济学很不开心。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1930-2014)名气很大,他用功用主义,国内叫效用,或者功用(utility)。我从来不用它。争取效用极大化,我怎么知道?因为没有效用这种东西。需求定律是很重要的。一条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它就是说,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价格下降,是看得见的,真有其事。但是需求量在现实世界不存在,是虚构的。但是,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核心。我的经济学中,只有需求量我是看不见的。因为这个看不见的需求量,我曾经很多夜彻夜难眠。一方面,没有需求定律,就没有了经济学。另一方面,需求量没有真实存在,我们看到的是成交量。成交量不是需求量,需求量是需求的意图。但我又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意图呢?就是这个纠结,我不知道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最后,我终于想到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参见《经济解释》。经济学的发展不能依靠这些看不见、无法观察的术语,譬如机会主义、勒索、恐吓、卸责、偷懒等。博弈论里面也充满了这些术语。譬如,均衡到底有多少种?物理学说均衡,把乒乓球往地上一扔,滚到一个地方停了,这就是均衡,是真有其事。月亮绕着太阳怎么转,它也有均衡,有轨道。这些都是事实。但是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你说需求等于供应,但是需求量和供应量无从观察。这怎么会是事实?世界上其实没有均衡这东西。你往窗外看看,哪里有均衡?我当年—应该是1967年—刚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名气很大,有很多明星学生,我是UCLA的明星学生,怎么敢和芝加哥大学相比呢?我到芝加哥大学时,已经写好了佃农理论。因此很多老师对我比较客气。去了没多久,有一位明星学生讲他的博士论文。身为从外校去的博士后,我要看看这些明星学生到底多厉害。大概有四十个人参加这个明星学生的报告会,其中有十几位教授,和其他博士生。这位学生开始说他的博士论文如何如何。他先说这个世界上有市场和需求,特别是外汇市场和对外汇的需求,然后,市场很快就可以找到均衡点。接着,他开始讲数据分析,以支持他先前说的理论观点。那些数据,回归分析,满场飞。我听了一半就打断他的滔滔大论。我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接着解释,经济里根本没有均衡这回事,物理学才有均衡。往窗外一看,哪里有什么均衡?或许你们芝加哥大学很厉害,火眼金睛,能看见均衡。其中有一位日本经济学家,阿罗的学生,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1928-2014),在业界很出名的,应该去年刚在日本去世,他看到我发脾气,马上解围说:“斯蒂文,你说的是对的。均衡存在于数学方程式里。大讲均衡不是经济学,而是搞数学。”
 
我上面讲了很多我对经济学不满的原因。科斯在去世前跟我的一个朋友本杰明·克莱因(Benjamin Klein)过不去。科斯接连写了两篇关于fisher body的文章,批评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钦1978年的文章。克莱因他们那篇文章刚发表的时候,我很不满意,拍着桌子骂那篇文章。科斯当年劝我,叫我客气点。因为克莱因在文章中大讲勒索。我批评他们说,你怎么知道勒索?你看得见勒索吗?你怎么验证?这么多年过去以后,科斯自己又揪住克莱因不放手。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学家一般对解释世事没有兴趣。新制度经济学在它诞生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当时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以解释经济现象为己任的。
 
新制度经济学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具体来说,1961年的两篇文章和1962年的另一篇文章共同拉开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序幕。1961年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它名义上是1960年发表的,其实1961年才出版,迟了大半年。第二篇是斯蒂格勒讲information cost的那篇。两篇文章一起发表,都很重要,而且相得益彰。第三篇是1962年阿罗讲专利收费困难的文章。三篇文章其实都是从不同角度讲交易费用。而这三篇文章的作者后来都因此拿了诺贝尔奖。这三位经济学家都大名鼎鼎,红极一时。他们三个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个时期,看到了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他们综合起来影响力巨大,可以说得上空前绝后。新制度经济学就这样风风火火地搞起来了。
 
现在我们来看这三篇文章,它们都有错误。文章是不是有错误,其实不那么重要。判断文章,要看它的影响力,看它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我为什么说这三篇文章都错了?
 
首先,阿罗错在什么地方?阿罗说,发明的思想是共用品,收不到钱。所以必须政府出钱去资助发明人。阿罗错在他缺乏对发明专利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有些思想收不到钱,但有些思想却可以收到钱。阿罗没有做这方面的经验研究。阿罗后来自己也承认了这方面的不足。斯蒂格勒是我的好朋友。我在芝加哥的两年里,他对我很好,我很感激他。但斯蒂格勒那篇关于信息费用的文章,逻辑上有错。他说因为同样的物品,而市价不同,所以大家就去寻价到处讲价,市场里同样的物品的确有价格分歧。他错在哪里呢?市价有差别,不错。但这个差别是大家搜寻价格的结果,不是搜寻的原因。他因果倒置,所以错了。在他们三个人中,科斯错得最厉害。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假如清楚地界定了权利,而又假如交易费用是零,市场就会有效地处理外部性问题,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是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科斯错在什么地方呢?科斯说,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市场如何如何。但是,如果交易费用真是零,根本不会有市场存在。科斯后来也同意这一点。
 
大家要注意,你不能因为找到人家文章的错,就说文章不伟大。你也不要看到文章对,就认为作者伟大。对不对毫不重要。文章可以有错,但同时也可以产生很大的震撼。科斯的错处,我寻寻觅觅很多年。苦思冥想为什么会有市场?市场到底做什么?如此二十多年,我才想到答案。为什么会有市场呢?因为只要交易费用是零,我们就不需要有市场。市场存在,就是因为交易费用不是零。而市场不可能是为了增加交易费用,因而市场就是要减低交易费用。那市场减低了什么交易费用呢?我们到市场看一看,那里有律师,有警察,有公安,有运输。而这些全部都是交易费用。那市场减低了什么交易费用呢?这个问题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断断续续,我想了二十年。终于有一天我想到答案之所在。市场是为了降低租值消散!市价是竞争的准则,而竞争的准则还有很多选择,譬如排队,又譬如讲武力。而市价的特殊性在于它需要多种制度合约的配合。市场需要律师、法庭、警察、保安。我们花费那么多,就是为了维持市价。如果不用市价,而去搞人际关系,那就引发了租值消散。其他任何的竞争准则,都会引起租值消散。市价是唯一的。但是,如果你用市价,你要花费很多相应的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在60年代初横空出世,立刻变得大红大紫。就是因为这几篇分量很重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看交易费用。虽然后来我们发现这些文章都有错,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另辟蹊径,带我们去看另外的一个世界。我1962年开始念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它对我产生的震撼,无与伦比。我念了很多遍。那篇文章放在我口袋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我翻来覆去地读,后来纸张都翻烂了。科斯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那时候所谓的外部性问题,有很多表述,讨论不同种类的外部性。科斯说,这些都不对。他引入产权,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错归错,但《社会成本问题》对我影响很大。斯蒂格勒的那篇文章是从信息方向去看交易费用的。虽然类似的文章很早就有了,像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关于交易成本的问题,哈耶克(Freidrich Hayek, 1899-1992)1945年发表的那篇《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用途》,也都是从信息角度看交易费用。但是这些是比较零碎的,包括最重要的那篇,即奈特(Frank Knight, 1885-1972)1924年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质疑》。这些文章对我影响也很大,它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先声,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一脉相承,但早期的这些文献比较零散。而20世纪60年代则不一样。三个大师一起大声疾呼交易费用,从多个角度、不同的背景关注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由此而生。
 
回过头来看,新制度经济学,跟旧的制度经济学不一样。旧的制度经济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历史,第二方面就是教资本主义怎么好怎么不好,共产主义怎么好怎么不好,政府又怎么好怎么不好。后者很荒谬,没有什么学问。我不反对有些项目交给政府做,并不是任何事情都要给市场。有些事情需要政府介入,中国有很多这种例子。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资本主义怎么好怎么不好,大都没有什么意义。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东西,什么贫富分化啦,什么市场失灵啦。但是旧制度经济学的第一种,讲经济历史是好的,有价值。我认识的历史学者都学富五车。我很欣赏从事历史研究的经济学者。他们有真功夫。现在有很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历史一点都不懂,博士生的训练中也不重视经济史,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旧制度经济学消失,新制度经济学取而代之。其中主要的贡献,来自下面几个人。第一个是戴维德(Aaron Director, 1901-2004)。戴维德跟你们很有关系。你们现在新成立的中心叫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法律经济学可不是科斯首创的,也不是阿尔钦,更不是我张五常。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肯定是戴维德。他是法律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戴维德是弗里德曼的大舅子,是芝加哥学派的元老。他一生不写文章,家里没有电视,穿来穿去的都是一套西装。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弗里德曼也深受他的影响。弗里德曼和我说过很多次,说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可以比得上戴维德。在弗里德曼的心目中,戴维德就是有这么高的地位。法律经济学是他首先搞出来的。科斯1959年发表的FCC文章,和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那篇文章都是在《法律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戴维德是《法律经济学杂志》的创刊人。没有戴维德,哪来的科斯呢?戴维德活到104岁才去世。他是大思想家,排第一位的。
 
下面讲几个插曲,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戴维德。我刚刚提到了我那篇讲合约选择的文章。我去芝加哥大学讲那篇文章的时候,是1968年。我就只开始讲了几句,后面就轮不到我说话了。所有人都加入了讨论,有人骂我,也有人支持我,吵了两个小时。但是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一句话也没有讲。有人说我错,有人说我对。戴维德就坐前面,他隔壁坐的是科斯,第一排就他们两个坐着。他们经常看看我,面带笑容,而一句话也不说。吵了两个多小时后,就结束了。隔了一天,我在教师餐厅吃中饭的时候,戴维德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他是前辈,站在我面前,我马上很恭敬地站起来。他对我说:“你昨天那篇文章是我几年来听过的最重要的文章。”然后转身就走了,离开了我。我站在那里,忍不住热泪盈眶。这就是戴维德。
 
可是那篇文章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把卸责和其他一些无从观察的术语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当时,那篇文章的思路非常新。我手上拿着那几张纸—就是不同的合约—放在我面前。这些不是虚构的合约,而是真实世界里面的真合约。它们是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农民手上抄过来的。不同种类的合约,我觉得效果都一样,至少差不多一样。地主为什么选这种不选那种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为此苦思冥想,废寝忘食。戴维德的一句赞扬,让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付出都值了。
 
很多人说我的佃农理论是来自科斯的影响。这不对。科斯对我的确影响很大,但影响我佃农理论的是戴维德。我是从戴维德捆绑销售的口述史中悟出来的。1963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到芝加哥,听阿尔钦说过戴维德关于捆绑销售的观点。我当时好几晚睡不着觉,因为这个问题十分有趣而费解。什么是捆绑销售呢?万国商业机器IBM,出租电脑。除了租电脑外,客户要买它的卡纸。那卡纸上打了洞,传递用的。现在早就不用卡纸了。可是那时候电脑要用卡纸。IBM规定客户一定要买它的卡纸。政府指责IBM把电脑专利权延伸到卡纸那边去。当时,只有IBM生产电脑,而好多家企业提供卡纸。戴维德不同意这个指责。但是怎么解释卡纸和电脑捆绑在一起销售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戴维德怎么解释呢?他的想法非常精彩。为什么IBM要求客户一定买它的卡纸?虽然电脑的卡纸到处都买得到的,但是IBM说一定要买它的,不能买别的,而它的稍微贵一点。一般人说IBM要把电脑的专利延伸到卡纸上面去。为什么这样子捆绑呢?戴维德的解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天才之作。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从IBM买卡纸,IBM能从你用它的卡纸的数量,来量度你使用电脑的频率。我觉得他这么说是天才之笔。你租我电脑,我逼你要用我的卡纸。你买的卡纸多,我就知道你用我电脑用得多。戴维德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天才的想法。
 
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戴维德说是因为价格分歧。你用卡纸多,每张纸我收多点钱,那你电脑租金不就贵了吗?月租两个机器都一样,但你卡纸用得多了之后,你每张卡纸我多赚你一点点钱,那不是等于你用卡纸多你就付多的租金给我吗?戴维德认为这是捆绑销售的原因。第一个他的解释,用卡纸的量度量电脑的使用频率,是对的。第二个答案,说是因为价格分歧(pricediscrimination),我不同意。很多年后戴维德问我,怎么看他的解释。我直话直说。靠卡纸的消费量来度量电脑使用频率,的确是天才的想法。但是价格分歧是错的。为什么错呢?比如说你买一个苹果,一块钱。我买个苹果,也是一块钱。你吃了五口,把剩下的苹果给扔了。我吃了十口,才扔。那我每一口的价钱,就等于你的一半。那你付的价格不是贵了我一倍吗?如果这样算的话,价格分歧到处都是。听完我的解释,戴维德说:“你说的对。我一直都觉得价格分歧这个说法有些不对劲。可是,不知道错在哪里。”我说应该把捆绑销售看作是维修保养的合约。那个时候IBM不准你自己找人维修租用的电脑。它提供担保,负责维修。如果电脑坏了,客户打个电话,IBM马上就派人过去。他们包维修保养。电脑用得多,维修费用就高。所以,通过卖卡纸给客户,IMB就征收了维修费用。捆绑销售就算是维修保养合约。这到底对不对,起码我有一个解释。后来,我没有再继续跟进。
 
总的来说,我的佃农理论的起因不是科斯定律。科斯对我的影响深远,绝无疑问。但是我佃农理论的构思,来自戴维德的捆绑销售。因为他说,捆绑销售的合同有结构性,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合约。租电脑看似简单,但卡纸也包含在内。整个合约的精彩就在卡纸上。从中,你可以看到整个合约的结构性。等到我写佃农理论的时候,我不得不从结构上去想。因为分成合约里没有租金,也就没有价格。合同一定有结构性。所以合约的结构是由我首先推出来的。其实戴维德比我更早。所以讲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离不开法律经济学。而法律经济学是戴维德开始的。不是波斯纳(Richard Posner),也不是科斯。
 
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号重要人物是戴维德,那第二号人物就非我的老师阿尔钦莫属。可惜阿师没有把他重要的思想写下来,至少写得不够清楚。阿尔钦把竞争跟产权挂钩,把市价跟竞争挂钩,都是天来之作。评价用价格来决定胜负的竞争的准则,他说,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该怎么决定更重要。价格决定谁胜谁负。阿师的这些想法,在课堂上讲授给了他的学生。可惜,与戴维德一样,他没有把他的思想仔细地写下来。他们都开创了各自的口述传统。我当时坐在他的课堂上听,我多次从头到尾旁听他的价格理论,不断地听,然后跟他讨论。我的经济学就是这样学来的。我的很多想法也是从阿师那里得来的。
 
第三个人物就是科斯。科斯1937年写的那篇《公司的性质》开新制度经济学之先声,后来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至深至远。但是他对产权的分析,在阿尔钦之后。阿尔钦在产权方面有很多想法。他在课堂上讲来讲去,但是不敌科斯说的一句话。科斯说,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科斯也很幸运,他考虑产权的时候,是在研究音波频率。而音波频率看不见,摸不着。如果你看到的是一块地,一群耕牛,你很难想到权利界定。但是音波频率方面呢,没有任何外观的物理特征,如果不界定,是不行的。科斯的伟大,就是他的坚持。科斯一旦认准一个问题,从不肯放手。他的顽固很恐怖。他从不轻言放弃,考虑问题周全而填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这就是我知道的科斯。我正好相反。我是快刀手,思绪飘逸,转来转去,天旋地转。科斯不是这样子的。他想到一个问题,绝不放手。他想问题,夜以继日令人佩服。
 
下面接着就该讲戴姆塞茨了。受科斯的启发,戴姆塞茨在20世纪60年代末写了几篇好文章:“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1967),“Why Regulate Utilities?”(1968),“Informationand Efficiency: Another viewpoint”(1969)。后来,我对戴姆塞茨的贡献蛮失望的。他很少从事经验研究,讲来讲去都是讲什么好,什么不好。后来经济学家笼统地认为,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好,而市场做什么都好。这么空洞的说法没什么意思。
 
再接着就是威廉姆森了,他创造了很多术语,从机会主义(opportunism)到资本独特性(assetspecificity)。这里,我又要提到克莱因的那篇文章—阿尔钦也有份,第三个作者是罗伯特·G.克劳福德(Robert G. Crawford)。他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次传文稿给我。从开始我就反对这篇文章,它代表了新制度经济学很糟糕的一个发展。那篇文章里面提到勒索的问题和恐吓的问题。我在1969年的文章《合约的选择》里写到卸责。跟着,1972年阿尔钦和戴姆塞茨,就以卸责为主题写了篇AER文章。其实卸责和恐吓是类似的。说到恐吓、勒索这方面,克莱因他们那篇文章怎么说呢?在早期的文稿中,他们说有家石油公司,输油管是自己建,租运别人的油船。他们的解释是输油管有很高的资本特殊性。如果不是自建的输油管,一旦建成后,租用方不续租的话,问题就大了:因为输油管是固定的;而油船不是固定的,没有位子的问题。所以炼油厂要租运油船,建自己的输油管。我当时是美国6家石油公司的顾问,很熟悉他们的情况。我就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情况不是这样的。所有的大石油公司都有自己的运油船。而且,租用运油管很普遍。这跟他们说的正好相反。然后呢,他们在下一版的文稿中就把那个例子给划掉了,而没有改变任何理论。这不是做学问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反对用勒索、卸责来解释经济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些都是看不到的东西。你怎么知道我勒索呢?你又如何验证呢?接着就发展到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这是1975年的事情。全部都是那些看不见的术语。跟着就是博弈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制度经济学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一直到今天,输得一败涂地。
 
以我来看,新制度经济学下面的发展要走回头路,回到交易费用上。交易费用最重要。科斯是领军人物。现在的挑战是,怎么把交易费用放到制度分析里面去?交易费用起码在原则上是存在的,它真有其事,原则上是可以处理的。
 
我下面说一说我处理交易费用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外面的世界很复杂,我们的理论要简单。第一,需求定律。经济分析不可以没有需求定律。没有需求定律就没有经济学。也就是说物价下降,需求量弊端上升。第二,成本的概念。成本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不可或缺。第三,竞争。就是这三个概念是必需的。其他很多东西都可要可不要。什么生产函数、效用函数都可以不要。把这些看不见、无从观察的术语去掉,经济学会简单很多,而且有想象不到的解释力。
 
更困难的挑战是如何把交易费用加进去。我的选择是,当把交易费用加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我个人认为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经济学要解释行为,解释经济现象,必须牵涉到制度。社会总是多个人组成的,一个人那就不是社会了。社会必定有制度。在社会里,权利需要界定。产权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里。所谓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的经济学,社会不是鲁滨逊的世界。传统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的处理方法不讲交易费用。马歇尔用长线短线来分析,撇开了交易费用。但是科斯说,我们不能避免交易费用。怎么能避免呢?你既然不能避免,就要把它放进分析框架中去。怎么放呢?你一定要想办法,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戴姆塞茨说,有了交易费用,任何制度都可能是帕累托最优,但是这样的说法解释不了什么东西。如果你要解释,你一定要做到一个能够被事实推翻的假说。说到新制度经济学,我们要明确,经济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交易费用也不可或缺。而制度的重要,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就是说,鲁滨逊一个人的世界我没兴趣。
 
社会中必有竞争。我们面对竞争这个局限,怎么加交易费呢?我认为,对于复杂的理论,很难把交易费用加上去。我不是没有学过复杂的理论。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复杂理论我永远都考第一。那些理论看上去,很科学,有模型,用数学。但是没有什么用。因为复杂理论中,你很难把交易费用加进去。如果能放进去,就会非常漂亮。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投入少,回报率高。第一篇是《蜜蜂的神话》(Fable of the Bees)。科斯很喜欢那篇文章。而那篇文章我只花了3个月就完成了,相当于天才的水平。从去蜂园去找资料,到写好交出去,也不过3个月的时间。我写第二篇,所花时间更短,不到两个星期,这就是《座位票价》。你们是不是觉得好的座位,通常是先卖光的。次级的票呢,通常都会有空位。这问题就是说,好的座位它的价格是偏低的。这不太适用于国内的情况。因为好的音乐会,高的票价都是用来送礼的。既然是送礼的票价就订得很高。这是另外一种现象。可是在国外呢,送礼的情况不多。好的位子的票价是偏低的。它当然是比差的位子要贵,但是它价钱还是偏低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的解释很简单。因为贵的票先卖光了那边就没有空位了。那么买便宜位子的人,在开场以后,就不会去抢那些空的而价格贵的位子。也就是说,好的座位定价偏低,是为了防止这个问题。它的位子都卖光了,没有空的让便宜位子的人去坐。因为座位监管有费用,观众买便宜的票而想要去坐贵的位子,这就存在监管费用,这就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假如贵的位子先坐满了,那就省了监管费用。这个解释很简单。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怎么去验证呢?我就花时间在电影院、剧场,到处看。结果,我的推测是对的。我的这篇文章后来被人引申,去解释什么效率工资,也因此而拿了诺贝尔奖。其实他们误解了我。我是说,交易费用包括监管费用、量度费用等,是可以分析的。这样的经济学很有趣。假如大家读我现在刚出版的《经济解释》,很厚的那本书,里面来来去去都是这些有趣的解释,都是用不变的价格理论,解释变化无穷的外在世界。
 
在写《经济解释》的时候,很可惜,有些内容我不敢写进去。譬如说拍卖行,还有一些欺骗行为。我只要写进去,一定被别人告,打官司就麻烦了。但是,这些现象很有趣。我的理论可以解释收藏品市场。出土文物的市场,假如你不研究交易费用,你没有办法能够解释这些交易。一旦引进交易费用来解释这些市场的话,非常精彩,譬如我推出的玉石定律、仓库理论、收藏定律等。大家顺着这个路走下去,还可以演绎出更多更漂亮的理论。总之,一旦我们引进交易费用,也就是一个人的世界不存在的费用,那么就有很多精彩的理论。这才应该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点所在。所以我希望你们成立的科斯法律经济学中心搞这个,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谢谢。
  
会场提问一:张教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您还记得1969年您和科斯在加拿大参加的那个有关渔业的会议吗?当时有个学者提出,如果整个海洋都是一个人拥有,那么鱼会是一个垄断价格,对不对?我想问的问题是,您当时是怎么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科斯想了两个月才肯定说您是对的?
 
回答: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有趣的故事,我还是要讲一讲。那次会议是在加拿大温哥华,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时间是1969年春天。科斯和我都收到了邀请,去参加在那里召开的渔业会议。科斯被邀请,因为他是大师。我被邀请呢,因为我写了《佃农理论》,而渔业里经常使用分层合约。为了参加这个会议,我先做了一些准备。我在图书馆把渔业的书都借出来了。科斯后来打来电话说,图书馆说那方面的书统统被你借光了,没有了。他又把我借出来的书拿了几本回去看。我是坐飞机去的,科斯不喜欢坐飞机,他坐火车去的。参会的是一大堆渔业专家,我跟科斯两个都不懂渔业。会议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望出去对面是雪山,下面是海,风景一百分。当场真的是有很多渔业专家在,突然有一个人说,哎呀,下面有一条渔船。大家都围过去看渔船。我就跟科斯说,如果这些专家从来都没看过渔船,我们不用担心。如果我们不懂渔业,而那些渔业专家连渔船都没见过(全场笑)。这时,有个人就说了公海这么大,界定私产呢,需要一个人占有那些游来游去的鱼。假如公海是私有的,那些鱼的价钱,一定是垄断价格。因此公海要界定为私产是不对的。我就马上反驳说,假如全世界农地都给了我张五常,我一定租出去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那些农民种的东西一定在竞争价格下销售。虽然所有的地是我的,但是农产品价格依旧是竞争价格,不能随便加价。科斯马上说:“你对,你对。”我当然对了,没有什么奇怪。隔了一天,他又说:“你对。”我问他:“我什么地方对?”他说:“农产品的价格,你说得对。”这就是科斯。两个月后,他还在说:“你对,你对。”我问他:“我对什么?”他说是农产品的价格。他就是不放手的一个人。但是我出名的快,快的不得了。当年在UCLA他们说,我在腰上就开枪了,但是从腰上射击,端枪就不是那么准。如果我开枪时,是把枪提高一点,我就又快又准。
  
会场提问二:张教授您好,很荣幸能听您的演讲。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您在1982年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对外交往比较少。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您有过一次短暂的广州之行。这么短的时间内,您是基于何种判断做出了上述肯定的回答的?
 
回答:这个推断很重要。你要知道,假如我当年说错话,我就身败名裂了。但是,你不可以说中国可能会走向资本主义。任何假说,hypothesis,你一定要肯定,或者否定。你不肯定的话,你不可能错。你说这种可能,那种可能,有什么用呢。我那本书的逻辑是很清楚的:信息费用降低,中国走出社会主义;大量合同工出现,中国改革没有回头路。所以我说中国一定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定的。有什么选择呢。这是根据我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推出来的,逻辑严谨而完整。巴塞尔(Yoram Barzel,1931-)当年说,我不同意你的结论,但是你的理论,一点瑕疵都没有,不发表真的很可惜。假如我当年说的是“中国可能走向资本主义”,那就是没有理论的,没有假说了。
 
因为这个推断,我当时饱受经济学大家的批评和指责。芝加哥的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1902-1998)—他在此前刚获得诺贝尔奖—看到我的文章后写了封信来骂我。他的那封信我还保存着。他的信很不客气,他批评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预测可不是经济学者的分内之事。贝克尔也说我错。他比较客气,不是直接说我错,而是委婉地说:“你是全世界最乐观的人!”诺斯(Douglass North, 1920-)也说我错。这些人都是拿过诺贝尔奖的。但是,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不从事经济解释。他们的经济分析,不考虑交易费用,没有制度。这样的经济理论怎么会有解释力?只有巴塞尔他还没拿过诺贝尔奖,说我对,完全对,我的文章得一百分。但他也不同意我的结论。但他说:“你的理论一百分。你没有理由不发表这篇文章。”我于是就发表了。
 
现在看来,我全对。如果你们回去重读我那篇文章,你们会发现我连细节都是对的。假如当年不是这么多人骂我,我还可以推得更精彩一些。到1984年的时候,文章出新版,我说中国没有回头路走了。为什么?因为有大量合同工的出现。走回头路的成本太高,没得走了。当我强调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时,又被人家骂。但是,我的理论就是这么明确告诉我的,我该怎么办呢?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定落在地上。怎么没有人骂这种推断呢?只要苹果离开了树枝,它一定下落,不会再回到树枝上,我说中国不会走回头路,在我看来,这两个推断是一样的。我1984年说得清清楚楚,因为有合同工的出现,中国改革没有回头路了。这是我用经济学解释为什么工人那么重要。好的经济学有很强的解释能力。现在流行的经济学几乎没有解释力。大家受这些经济学的影响,习以为常,看到我的推断,反而不接受,还批评我。我希望你们搞的法律经济学,是好的经济学,能解释现象的经济学,你们一定要朝这个方向走。中国这么多人才,那么多聪明学生,一定可以发展好的经济学。你们不要相信那些“黑板经济学”,搞来搞去,没有一点解释现象的能力。
 
我夸口讲一讲,我当年写下的英文文章,10篇里有8篇还存在,被人引用讨论。美国大学现在的研究生读物表中,还有我的文章。因为我的文章有趣,有解释力。就像我写的《座位票价》《蜜蜂的神话》,都很有趣。做学问要诚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顺便讲一个我个人求学过程中的大转折,对你们应该有启发。
 
我在UCLA拿了博士以后,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一年。那是1969年,我认为我是正规价格理论的专家。那时候学界前辈也都这么重视我。哈利·约翰逊(Harry Johnson, 1923-1977)甚至说我是天才。科斯最喜欢我。在开完那个渔业会议后,我开车送他去西雅图。我那时候已经决定要去西雅图了,科斯想留我在芝加哥。他说:“你将会是另外一个马歇尔。”这是很高的评价!所以你能想到,我当时已经有这样子的背景。可是,我1969年回香港去市场看工厂,我完全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我完全不明白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你们不可以想象一个物理学教授,看到日常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完全不能解释,束手无策。我在芝加哥大学,被他们捧为一颗学术新星,说我是将来的马歇尔,另外一个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 1915-2009)。但我看到那些经济现象,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震撼令我寝食不安。我当时就觉得要么就放弃经济学,另谋职业,要不然就要改革经济学,建立能解释现象的新理论。从此,我很重视现象的细节,注重事实。看不到的东西,我没有兴趣。我抛弃那些图表、方程式和数据,远离“黑板经济学”,扎扎实实地走向现实世界。然后,我发现必须简化复杂理论。这个世界这么复杂,你不可能用复杂的理论去解释复杂的世界。你一定要把它简化。所以我的《经济解释》里面的理论很简单,但是变化非常多。经济学者要常常在外面看,政府那些资料只能做参考,否则,看了也没有用。
 
经济学家要自己跑工厂,到市场上去观察。从象牙塔出来,步入真实世界,是一个挑战,需要适应和调整。一旦你看到真实世界,你不会走回头路的。象牙塔中的很多人批评我,说我不务正业,放弃学术,那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科斯推崇的“好的经济学”,他们没有见识过什么是有解释力的新制度经济学。我1975年开始研究玉石市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国内的出土文物。我到处跑工厂,在市场上走来走去,在街头巷尾问来问去。不谙此道的人批评我放弃学术。其实我是在从事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了解真实世界,别无他途。你要明白那些古董、出土文物的价格,你不到街边去看去问,你怎么学得到呢?你看那些古董书,10本有9本都是以讹传讹,不知所云。
 
我自己看古董、追踪文物这么多年,我的文物收藏相当可观。我计划把我的收藏捐给一个博物馆,所售的门票收入捐出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小朋友,让他们安心读书。对博物馆,我有一个基本条件,我的收藏品不要请专家鉴定。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这个世界哪有什么专家?中国现在突然出现了几千家拍卖行,每一家拍卖行都有十几个专家。哪会无端端出现这么多专家?我在《经济解释》里面提到,考察信息费用,要以物为本。那些所谓信息不对称,是以人为本。就是说,甲比乙知道得多。我喜欢走以物为本之路。你要研究玉石、古董,你到玉石、古董市场去看。开始的时候,看不懂。这没有关系。日积月累,才有进步。学一门手艺、做学问都是一样的道理。而且,你很快发现,真实世界,缤纷杂乱,但背后有简单的规律。好的经济学是一门既有趣又有用的学问。
  
会场提问三:张教授您好,我觉得您是最赞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最好的投资家。所以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投资),然后最近市场的表现您是如何看待呢?您是如何看待现在推行的这种注册制改革,以及中国未来证券市场的发展的呢?
 
回答:我没有投资证券市场,原因有两个。你要投资那些东西,你必须去做研究,要去找相关的信息。我没兴趣做这些事情。第二,即使我想找这些信息,我也比不上那些有钱人厉害。这些人有很多内幕消息。我也没什么兴趣得到这种内幕消息。
 
但是关于收藏品,能不能赚到钱啊,我的答案是,当然可以。但是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看好中国,看准了中国的收藏品价格一定上升。但是我还是做错了一些事。我看到日本经济上升的时候,他们把法国的印象派炒起来了。我以为中国也有这么一天。我于是买了一些法国印象派的作品。谁知道中国人对印象派没兴趣。为什么日本人有兴趣呢?后来我意识到,因为日本人自己本身没有文化传统。而中国自己本身有文化传统,有悠久的历史。后来我也买了一些中国的文物,当然是买中了,都买中了,而且很准。但是印象派这方面呢,我就错了。不过,最近中国人又开始对印象派感兴趣。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印象派开始在中国市场有前途了。可惜,那些我当年买的印象派呢,现在都想不起来放在什么地方了。收藏很好玩,不管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其中免不了运气的成分。譬如我在替一个基金投资的时候,我是看好中国的。我和一些朋友合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投资房地产,输得精光。你跟着人家一起玩的时候,你自己没有控制权的话,就很麻烦。所以我情愿玩小一点,自己有控制权。一旦有控制权,你自己会对自己的钱负责。你投资时很谨慎,而且同样的错误不会重犯。这些学习的过程,累积知识的过程应该是最有趣的。现在国内很多出土文物不准拍卖,但国外都已经开始拍了。总有一天,国内也可以拍卖出土文物。这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你拿十件不同的文物放在那边,各自有价。你叫我把它们排列,看哪一样文物的回报率是高的。把这十样文物按回报率的高低排序,和其他专家来PK,我认为我赢的概率要比他们高。我比他们排得准,不是说我不错。因为有经济理论的帮助,我会比他们准确。这不是很有趣吗?所以,好的经济学又好玩又有用。
 
本文刊于《交大法学》2015年第3期。本文是对张五常教授2015年5月2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所做演讲内容的整理。演讲稿已经得到张五常教授的确认。感谢王宁教授、高薇副教授及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林浩舟对演讲稿进行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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