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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富论》的三得两失说思想如何传世

本文是张五常2016年9月11日在上海社科院纪念斯密《国富论》发表240周年活动上的谈话。

1 三得

斯密的伟大我不需要介绍,是有很多不同的阐述的。我个人认为要明白斯密,首先要明白他的《道德情操论》这本书。这本书写于1753年,比《国富论》还早20多年。没有人注意到这本书的重要性,你光看他的这本书,好像不是多么重要,但他从《情操论》走到《国富论》的转接是很重要的。《情操论》讲的是同情心,它研究所有人在某种情况下他的同情心会大一点,某种情况下又小一点,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无聊的问题,很简单的。举个例子,你亲眼看见一个穷人在街边死了,你的同情心会增加,你只是听说一个穷人在街边死了,你可能就无所谓,人们在不同情况下他的同情心不一样。是有“博爱”这种事情的,但是博爱在不同情况下也不一样,你自己的儿女你就会疼得多一点;你听到朋友的不幸,你的关心要比不认识的人更多。所以整本书的结论,可以借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我们孔夫子讲过大同与小康的,大同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是要“天下为公”,小康则是人们各自“独亲其亲”,“独子其子”。斯密说的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小康是可以做到的,大同做不到,这是他的观点;独亲其亲是可以的,各自为家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把博爱推到全世界,就做不到了。小康可以,大同不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到《国富论》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人类的自私,人类的自私对社会有贡献。他说酿酒师或者面包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服务社会,他生产这个面包或者这个酒供给你们,并不是因为他爱你们,而是因为他要赚你们的钱。前面一部分就是《道德情操论》里讲过的,说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他不想博爱,而是因为他做不到。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得靠自己,并不是别人不想帮你,而是别人帮不了那么多。一个人的自私,是逼不得已的,这个是适者生存的结果,你为了要生存你就要自私了,没办法,他并不是希望自私,并不是不想博爱,而是他没有办法不自私,这是斯密对自私的观点。

我们现在经济学上所用的是“利益极大化”,这个关于“自私”的假设,好像人是有意要自私,喜欢自私;和斯密的原意是不同的。斯密不是说人类喜欢自私,而是人类没有办法不自私,面包师和酿酒师就是因为他的自私才对社会有贡献,人类就是靠自私才能生存的。斯密的自私观点是适者生存的观点,自然淘汰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观点在他整本的《国富论》里面说来说去都是同样。他的佃农理论错了,他的推理是在讲制度的改变,是讲适者生存,出错的原因只是他对历史的掌握没有那么充分,他对世事知道得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多。但是整本书是讲适者生存,来来去去都是适者生存,人类的自私也是因为适者生存。人并不是想自私,他是天生有同情心,有博爱心的,但是他不可能到处同情,不可能永远博爱。在某种情况下,他只有自私才可以生存。

这个适者生存的观点,后来影响到达尔文。自然选择、自然淘汰的思想不是从达尔文开始的,是从斯密开始的。细心地看斯密,从《道德情操论》开始看,看到他讲酿酒师的一段,就能看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就是他影响了达尔文,达尔文绝对是受到斯密的影响。前几年有个人写本书,说经济学的鼻祖是达尔文,不是斯密。那是因为他根本没看清楚这些书,因为适者生存这些思想是达尔文从斯密那边拿过来的,这就是个问题了。

但是,斯密的自然淘汰思想,放在今天就成了经济学中一个严重的缺失。整本书讲的自然淘汰都是向好的方面的,对人不利的会被淘汰,当然是淘汰不好的。我们现在和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他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工业发达。但是人类后来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有两次世界大战,有原子弹的发明,中国有人民公社,有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可以灭绝人类的,人类经常在自相残杀。但斯密的自然淘汰论也好,发展到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论也好,都没有办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自相残杀。我不怀疑人类有一天会自己灭绝自己,我不怀疑这个观点。自然淘汰的观点,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解释某些物种的灭绝,但自然淘汰的思维引导到人类灭绝,斯密的适者生存观是做不到的。

斯密提出的自然淘汰的观点,是复杂的思维,我一直在运用这个思维,例如我对均衡的理解,就跟现在的经济学不同。我的理解接近斯密的思维,把均衡从适者生存的角度看。我的老师阿尔钦在1950年发表过关于自然淘汰的文章,很重要。但是呢,斯密的自然淘汰,却解释不到人类的互相残杀,人类的自我毁灭。当然你不能说自然淘汰没有用,我就是运用自然淘汰的观点来分析市场机制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斯密的自然淘汰不能解释人类自己灭绝自己,而这一点是绝对可能的。顺便说一下,假如当年斯密能够解释人类的自我残杀,解释得到位,那么就不会有今天博弈论的出现了。

1776年到1976年刚好200年,有个叫理查德·道金斯的,出了一本书《自私的基因》。这本书很重要,他说自私不是自然淘汰的结果,自私是天生基因里就有了。这本书是讲动物的不是讲人类的,他长篇大论,证据很多,推理很精彩。他说动物天生有自私的基因。天生的自私是可以毁灭自己的,人类可以自我毁灭,跟自私的基因没有冲突。但是自然淘汰的自私,就不容易符合这个逻辑。道金斯这本书影响了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加上许多人对新的事物、新的问题的研究,导致博弈论出现。我自己认为博弈论是没有用的,因为无从验证。我们不能否认,斯密的自然淘汰观是有缺点的,因为人类互相残杀的问题,斯密的自私概念,他的自然淘汰思维,解决不了。

如果讲自私的基因,天生的自私导致互相残杀,导致毁灭自己,是可以说得通的。而现在经济学的解释,经济学从我们这一代学科来讲,就不是讲自然淘汰,也不是讲自私基因,而是我们经济学武断的假设:所谓自私,即是在局限下争取利益的极大化,这叫做自私。这是第三种自私。逻辑上这第三种自私也容许人类毁灭自己,不需要用到博弈论了。我们这种做法呢,要看到局限的转变,这种局限的转变原则上可以观察到。等一下到后面我还会再说。

斯密《国富论》最大的贡献就是适者生存、自然淘汰,这是伟大的贡献,这是斯密的,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解释是要把书看清楚,最好把前面的《道德情操论》一起看,两本书一起看,翻来覆去地念,自然淘汰,这个概念是源自斯密的伟大贡献,这是他最伟大的贡献。

斯密的第二项贡献,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分工合作。分工合作可以增产很多,一个人在一个工厂制造一根针,假如是和很多人在一起分工合作的话,每个人的产量会剧增,增加几百倍。我们知道这个分工合作甚至可以带来几千倍几万倍的增长。过去时代的人类,往往有人多不够粮食、甚至饿死的情况,分工合作能改善这种情况,提高生活水平,人口也会增加。分工合作可以带来很大的利益,这是中国传统上就知道的,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斯密的贡献在于,他把分工合作带进了市场。分工合作是怎么增产的?是怎么起作用的?答案是你得有个市场,斯密说分工合作的程度是由市场的广阔度来决定的,这是一句名言。也就是说,不仅要分工合作,你也要有市场,这一点是他非常重要的第二点贡献。分工合作又有市场,他说分工合作的程度是由市场的广阔度决定的。分工合作我们中国一向都知道,带来的利益几千年前就知道,但是没有和市场给合在一起。分工合作不引进市场怎么会有大用呢?增加了供给,没有市场帮忙推销是不行的。经济学的发展,西方搞起来而中国搞不起来,就是因为西方有工业革命,他们有工厂的存在。中国只是家庭产出,中国没有工厂,中国只是到了清朝后期才有工厂,全都是家庭生产的,然后是去市场交易,经济学的发展中国就差那么一点。中国关于分工合作很早就知道了,市场我们也知道,然而市场和分工的组合这个关键,我们没有看到,不然我们及早升级,就差那么一点。这个就是斯密的第二点贡献,他的书第一页打开,就是分工合作那几页,同时也都是讲市场,然后经济学就搞起来了,这是第二项他最大的贡献。

换言之,虽然中国古时就知道分工合作与市场功能,但在家庭产出的制度下这些现象远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那么夸张。不够夸张,就不容易看到经济学的重点。我曾经指出,要解释现象我们要选择夸张的入手。

第三项贡献,资源的使用与收入的分配这两方面也是斯密提出来的,不需要等到李嘉图。资源怎么使用,收入怎么分配,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学,资源的使用就叫做微观,收入的分配就是后来所谓的宏观。凯恩斯之后的凯恩斯学派提出的“宏观经济学”是误入歧途了。所以我说并没有什么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的架构是斯密提出来的。

所以斯密有三项贡献:第一,自然淘汰,有错的地方,因为他不容许人类有互相残杀,而实际是有;现在改进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局限下争取利益也是从他那里来的;第二,分工合作跟市场的关系,从他们的工业革命上可以看到;第三,经济学的架构是他提出来的,经济分析的架构是他提出来的,当然是有缺点,当然是没有那么完美,但是是他提出来的,所以把他称为经济学之父是有道理的。

2 两失

以上是斯密做得好的三方面,但是还有两方面的缺失,轮到我们这一代把它做下去。

第一项缺失,就是他考查工厂时没有注重工厂里面的合约安排。我不大明白,斯密起笔就分析一间制针厂,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合约的安排呢?马歇尔花了几年时间到工厂,为什么马歇尔也没有重视合约的安排呢?科斯写公司,说得天花乱坠,为什么也是没有讲到合约的安排呢?所以这是很大的缺失。讲到合约安排与选择是从我开始的。我写《佃农理论》就引进了合约的选择。后来我去跑工厂的时候,主要是注意工厂里面的合约安排。忽略合约安排在经济学上是很大的缺憾,怎么说都没有用,再怎么说财富分配、资源使用都没有用。合约安排才是关键,让我们怎样看清楚财富分配与资源使用。漠视合约是经济学上很重要的缺憾。斯密没有重视,翻来覆去讲人类怎么分工合作、怎样专业生产,就是没有提到合约,不管是时工还是件工,都没有讲到。于是,他对制度的分析,佃农、奴隶制度,等等,就漏了重要的一个环节。你要从合约的方面去看,合约的选择就是制度的选择,他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第二个缺点可能更重要。这是斯密漠视了交易费用。他不是不知道,经济学一向都知道有这种局限,但假设不重要。这是很大的缺失。整个马歇尔传统都是源于斯密。从李嘉图到密尔到马克思到马歇尔,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交易费用基本上是遭到漠视。科斯1936年开始一直重视交易费用,但从解释现象或行为的角度看,他有些什么具体贡献很难说。你要怎么处理具体的交易费用呢?就是在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搞不懂,解释不通,经济学的发展于是走到博弈论那边去了。博弈论是术语连篇,很多东西都是不能观察的,不能验证的,这样,很多东西就变成了讲讲而已,起不到作用。所以,斯密漠视交易费用有很大的问题。人类争取利益极大化,自私的假设,局限转变,但是不把交易费用加进去,就无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互相残杀。人类争取利益极大化,我拿出枪来是不容许的,但如果我们加进交易费用,互相残杀就变作可能。所以漠视交易费用,经济学就被弄得一塌糊涂。

我研究的经济学绝对是传统的,是斯密和马歇尔他们的。毫不夸张地说,我对马歇尔经济学的掌握,比今天任何一个青年都要好。我重视合约,提出漠视合约是经济学的缺环,填补了它。然后我引进交易费用。但是要引进交易费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像讲起来那么容易,科斯也讲了很多,但也只是讲而已。这个我仰慕的人,我还是要说我不满意。光讲讲是不行的,德姆塞茨等人,他们都只是讲而已,他们解释不到现象。什么是争取效用极大化,方程式写得很漂亮,但是解释了什么呢?我的观点就是,不引进交易费用很多问题都不能解释,不把合约研究好了,很多方面都解释不到。我们要把交易费用放进去,但怎么放呢?传统经济学架构,从斯密到李嘉图到马克思到马歇尔,都没有给交易费用留位置。所谓的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里面没有交易费用这项局限。我们要怎么才能加进去呢?你光说交易费用重要没有用,重要的是你怎么把它放进经济学的架构中去。经济学的传统架构是没有留位置给交易费用的。轮到我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原来的经济学里废话太多,要多留一点空位把交易费用放进去。所以我处理经济学的办法,花了几十年功夫,就是先把废物清理掉,把它们都推开,预留足够位置把交易费用放进去。需求定律,不可以没有,要保留。成本的概念,不可以没有,要保留。竞争的含义,不可以没有,要保留。这三个是必须要保留的,不可以没有,其他的我全部清理掉,一律不要。这就让出很多空位让我把交易费用放进去。解释的功力就出来了。我是花了几十年的功夫,跟传统经济学没有分离。其实我比传统更传统。我熟读斯密、马歇尔,但我重视解释。假如经济学不能用作解释,又有什么用呢?你怎么解释呢?你不把交易费用放进去,就解释不到什么东西。要解释,就要研究交易费用怎么放进去,就要清理一下,没有用的扔了,留下的是很简单的架构。

3 思想传世的需要条件

说到思想传世的问题,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可以自己夸张地说几句话,就是这十年来,我发觉,我四五十年前发表的文章现在还在,不是很红,被引用不是很多,但几乎每一篇都还存在。我的《佃农理论》是1967年写好的,现在还在,即使再过50年、100年,还会在。1969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佃农理论》,当时是5美金一本,现在网上没使用过的叫价近2000美金一本,用过的800美金。花那么多钱买一本书不会白白扔掉,对不对?我写的《蜜蜂的神话》,1972年出版的,还在。去美国念经济学的研究生,还要念我的文章。你看我写中国婚姻的那篇文章,1972年写的,现在又红起来了。我们从事这种工作,是挣不了钱的,思想是不值钱的。你说工程师值钱,我的《蜜蜂的神话》值什么钱呢?我的《佃农理论》哪里值钱了?但是传世对作者来说有很大的满足感。老实说,你给我10亿、20亿,让我把《佃农理论》卖给你,我也不干。自己的思想传世,是一种很特别的满足感。假如我告诉你,我不注重思想的传世,那我是骗你的。我们走这条路的哪一个不重视自己的思想传世?但是这个问题我最近几年才知道,我们的文章是过了几十年才知道传不传世的。你自己试试看,传世五年都不是那么容易。时间是无情的。大红大紫的文章多得很,只是时间是无情的。这个问题我们回头来看,文章怎么传世呢?思想怎么传世呢?

文章能否传世有三个要点。第一,一定要有新奇感,要有新奇的东西;第二,一定要有好的品味;第三,一定要有趣。这样子基本就能传世了。

我的那些传世几十年的文章,如果稍遇到一些障碍就写不出来了。可以传世的原因,是我当年美国的朋友不管我,别人要发多少学术性的文章,但不关我事,只要我自己做得好就行了。你们现在看,任何需要评审的文章,要交差的文章,要应酬的文章,没有一篇是留得下去的。我为西部经济学会写的那篇讲稿,用心写的,人们都说我写得好,但是没有了,传不下去。而为兴趣写的,讲蜜蜂怎么采蜜,讲座位票价,讲中国的婚姻,都传下来了。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什么呢?薪水又不高,作为学者我就是要争取思想传世。坚信这一点,高傲自信。我当年在美国的时候,系主任是诺斯,对我说得很清楚,别人要算文章数量,但不关你事,你干什么都可以,写也可以,不写也可以,与你薪水无关的,随便你怎么做,我们不管。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文章传世的条件其实不是那么困难。不是说你没有这个本领,而是说你没有这个环境。目前中国大学的制度不容许学者写出传世文章。你比我聪明十倍都没有用。

思想要如何传世,这是非常难的。再回到斯密,他又高出了一个层面,他不是一篇文章传世,而是一个思想范畴传世。一篇文章的传世和一个思想范畴的传世是不一样的,思想范畴的传世是反映着一个思想范畴的转变,或反映着一个大时代的转变。能做到思想范畴传世的,斯密是一个,李嘉图是一个。虽然后者的分析很多错。我们现在的数学模型分析是李嘉图搞出来的。马克思也算是推出了一个思想范畴,因为他看到财富不均的问题。他只是搞错了,但总算是反映着一个时代思想的转变,所以他是思想传世。再说下去,马歇尔代表了边际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这么多新古典都围绕着他,他写出了经济学的整体架构,也是一个新的范畴。现在轮到我,该怎么做呢?我80岁了,最近花了6个月,日以继夜,把我的《经济解释》重新修改了一遍,由四卷变成五卷。因为看到机会了。自己有机会创立一个思想范畴。成功机会不高,因为这是难度极高的尝试。我怎么做呢?我把传统的经济学的理论,马歇尔的传统改成最简单的,把其它不合用的全舍弃。然后重视合约,把交易费用引进。追求思想传世,对作者是很大的满足感。

再看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青年很厉害,在基础上很好。然而纯从思想这方面看,他们是做得不好的,所以目前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回头看中国的发展,你不可能说中国没有天才。中国的天才多得很,比如苏东坡,他的创意很厉害。但是当我们看英国,文学有莎士比亚,物理学有牛顿,经济学有斯密,生物学有达尔文,画家有特纳(William Turner)。一个小小的国家,五位顶级大师,而中国哪里拿得出来?我不接受中国人智力不如他们的说法。当年我在美国,和那些经济学大师比拼,我感到安然自得。为什么中国今天有这个问题呢?就是约束教育导致的。回头看以前,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有思想大师。但是比起西方,英国这么小的国家,他们的制度,对学术方面的制度确实比我们的好。谢谢各位!

文章原题为:从《国富论》的三得两失说思想传世的需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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