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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我的儿子四十八岁了。不过两年多前,四十五岁,他才找到一份称意的工作。论读书考试,他是我家内内外外成绩最好的一个。他的中学成绩不怎么样,是因为我约束着,放学回家不准做功课,更不准请什么补习老师。我认为求学这回事,是长途赛跑,早起步飞奔一定会败下阵来。

儿子和他的妹妹进入了大学后,我完全不管他们的成绩。永远不问。只是一次在飞机上,见到一本刊物选出美国大学的几百位成绩最佳的本科生中,儿子与女儿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女儿读大学只是为了给我作一个交代,毕业后她要结婚成家,是她的选择,我不反对。儿子却要不断地读下去,我当然也不反对。作本科生时他要购买很多课外的关于生物的书,而后来进入了研究院,买书的钱由校方提供,他当然买得更多了。

儿子放在书架上的书,看起来一律是全新的,彷佛没有被翻过。一次我问他:“这些书你都读过了吗?”他答:“都读过了。”

本科后,儿子进入一个要花十年时间的课程,是生物博士与医学博士一起读的。跟着他花了五年做些医生专业与获取牌照的操作,再跟着是进入了西雅图的一家研究院,行医的时间只约五分之一。困难的出现,是在美国,研究金的获取越来越困难!是在这个困境中,喜欢从事研究工作的儿子,两年多前转向有直接商业价值的医药研究那方面去。

儿子说,有直接商业价值的医药研究与没有直接商业价值的学术性研究,其趣味是一样的,只是前者用不着发表学术文章。儿子有医生牌照,做商业研究的价值较大,因为跟医院与其他医生的沟通是比较方便的。

为了转向有商业价值的医药研究那方去,两年多前儿子转到该行业最集中的加州中部。我曾说过,他在那里买了一间前后有小花园的房子。同样的房子,十多年前美国之价倍于上海,但今天只约上海的一半,约深圳的五分之一!我也曾经说过,以房子舒适而言,比起中国,美国是远为接近《圣经》说的伊甸园了。

我见儿子搬进了新购的房子,几番建议他在前后的小园多植柑树,因为加州一带是植橙与柑最适宜的地方,但市场多见的是橙,少见的是柑。五十多年前,我在洛杉矶加大念书时,一位同学家的后园种着多棵柑树,其果实甚佳。

我对儿子说,我希望两个孙女在长大的过程中见到果树结果。这是因为自己年幼在广西逃难时,在贫困的村落中,老是爱着果树上结着的果。我当然吃水果,不是很喜欢吃,但奇怪地喜欢见到树上挂着满是成熟的果实。是的,就是在日暮黄昏的今天,我在内地拥有一个果园,每年在果熟时我总要找机会去看看树上结着的果实。

我也说过,爱看果树结果的取向可能跟我在学术研究的取向有点关联:凡是一个题材有了起点,或动了笔,或决定要写,我历来是见不到成果不会罢休。

遥想一九六七年写好了论文《佃农理论》,到洛杉矶加大的校务处索取博士文凭时,因为外籍学生需要多交五十美元,我决定不要,因为论文已经写好了,交了出去,几位教授都签了名,一纸文凭怎值五十美元呢?正要离开,校务处长史高维尔(他曾经教过我的欧洲经济史)却追了出来,要替我交那五十美元。我急忙在钱包掏出钱给他。

我是个平生没有用过一纸名片的人。对我来说,名头与文凭不是果实,但《佃农理论》这论文则无疑是。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两间图书馆找到更多的有关资料,把该论文加长了约三分之一,在芝大出版后我把该书放在自己的床上,陪伴着我睡觉好几晚。今天回顾,当年师友之间论英雄,大家只衡量思想的重要性,没有谁管文章的数量与名头的。

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研究院,比我聪明的同学有的是,但决定要写的文章,我一定会写完的习惯却不多见。老师阿尔钦曾经对他的女儿说,我永远比他教过的其他学生多走几步。其实这只不过是说,我要见到果实才罢休。

有些题材,从意识着要写到到写出成果很容易。好比写座位票价,实地考查两个星期,下笔只一个周末。有些题材很困难,好比写价格管制,只二十页纸我反复重写,花了一整年。有些题材重视变化,要多累积观察,历时甚久。好比写《公司的合约性质》,我在一九六九年回港考察工厂时,就决定该题材要以件工合约为核心,到完工发表时却是一九八三年了。最遗憾是两份厚厚的石油工业的研究。老师阿尔钦认为是他读过的最优秀的经济实证研究报告,可惜当时因为是顾问工作,不能发表。今天是可以出版的,但是非常专业的学问,出版商恐怕没有兴趣。

这就带到我要向同学们推荐的《经济解释》。我从二〇〇〇年退休后,才开始动笔,因为要多积累对世事的观察。最初是分三卷的,跟着是分四卷,到今天,则成为五卷了。写了整整二十年!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一个原因是上述的,我要见到结果。另一个原因——近于无从解释的——是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历久传世。要争取自己没有机会见到的身后事,是不容易解释的行为。说实话,多年以来,写作的稿酬或版税,我是全部由协助找寻资料或整理文稿的助手收取。但论著却是我的,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果实了。一九七六年道金斯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提出的论点可能解释:要养育自己的下一代是自私的基因使然,那么从这一点看,要自己的思想传世也是自私的基因使然了。

朱锡庆曾经说我那套《经济解释》将会传世一千年。是过于夸张吗?当朱兄这样说时我认为是,但今天看可能不是。这是因为今天见到很多商人与干部都在读这套不容易读的书。听说他们认为那套书有实际的用场。经济学本来就是要有实际用场的,只是数十年来从事者为了争取多发表文章与在大学的升职,转到数学方程式与无数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的术语的“新”经济学那些方面去。

物理学是一门有公理性的科学,而又因为有关的变量皆可观察,所以可以推断,因而可以验证。建筑工程不是物理学,但要基于物理学的公理才可把建筑物建造起来。我从事的经济学也是公理性,然而,除了“需求量”这项不是真有其物的无从观察的“量”,我否决了所有其他无从观察的变量。只一个无从观察、不是真有其物的“需求量”,我就深思了几十年才处理得好,但今天的经济学却发展为满是无从观察的术语的学问。

有些朋友说,这不幸的发展是源于我在《佃农理论》第四章提出的那无从观察的“卸责”这个概念。可能是,因为这个没有验证用途的术语影响了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关于经济组织的大文,跟着就是威廉姆森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一本满是无从观察的术语的书,再跟着就是曾经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过一段日子的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了。

其实,争取思想传世是近于无聊的玩意,因为作者本人没有机会见到。但在无聊中我们还是要问:王羲之为什么要写他的《兰亭集序》?苏东坡为什么要写他的《赤壁赋》?羲之当年要在数十个文人中表演一下,不难明白,但苏子写好《赤壁赋》后是不敢示人的。我在退休后花了二十年,多番修改才写成今天同学们可以见到的五卷《经济解释》,为的是些什么呢?答案是要见到自己创造或培植出来的果实,而希望的是自己不可能见到的历久传世的追求。

我从事经济学六十一年了。在这门学问的创作上我不断地尝试了五十五年。今天回顾,作品能传世半个世纪不困难,但一定要有三个因素的存在,其一是作品要有点新奇——英语称novelty是也。不一定要有震撼性,但总要给读者有点新奇的感受。其二是作品要有趣。这是品味上的问题——天生没趣的人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不会有大成。其三是作品提出的论点一定要是真理——或起码要经得起一段长时日的蹂躏。

这些传世条件的要求,解释了纯为兴趣与满足作者的好奇心而追求的学问,其传世的机会一定比追求其他目的为高。纯从学问或知识的角度衡量,没有趣味的作品传世三几十年是近于不可能的了。 

                                                      (《童年的回忆》之十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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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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